袁隆平留给中国种业的“种子”

　　袁隆平走了，却将创新与奋斗的“种子”留给了后来人。对中国种业来说，要从他身上汲取智慧，以“顶天立地”的姿态，持续推进种业创新。要推动育种资源、人才在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流通，让企业成为种业创新主体。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日前在湖南逝世，包括种业工作者在内的人们纷纷缅怀。袁老说过，“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如今，他走了，却将创新与奋斗的“种子”留给了后来人。对中国种业来说，要从他身上汲取智慧，以“顶天立地”的姿态，持续推进种业创新，加大种业科技推广，最终打赢种业翻身仗。

　　袁隆平给我国水稻育种以信心，但我们不能骄傲，要正确认识我国种业现状。尽管水稻和小麦育种是我们的强项，但要看到玉米、大豆竞争力还不够强。尽管外资企业占我国种子市场份额只有3%，进口种子占全国用种量只有0.1%，但要看到个别蔬菜、白羽肉鸡等种源都不同程度地依赖着国外。尽管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但要看到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种业创新与农业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两张皮”。一句话，对比种业发达国家，我国种业仍处于上升期。

　　其实，现代种业发展的时间很短。以2000年种子法实施和“种子工程”启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种业才算真正诞生，并用2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程。成就举世瞩目，但形势也很紧迫。当前，种业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观察国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种业提出更高要求，既要高产高效、又要绿色优质，迫切需要有一个大的突破。放眼全球，种业兼并重组已经完成，形成了三大巨头。世界种业正迎来以基因编辑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随着种业外部因素不确定性增加，种业“卡脖子”的弊端日渐显现。

　　种业“卡脖子”弊端，并不是说我国育种的基础研究不足，更多指的是育种的组织方式不优。我国育种人员数量和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科研实力属世界一流，但出大品种的能力却不是世界一流。长期以来，科研单位闷头搞科研，主要聚焦发论文、评职称、做课题，缺少产业化的精力和能力。而种子企业普遍小、散、弱，多数只负责销售、推广，没有科研的实力和能力。对比国外，我国相关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创新人才大多仍在科研院所。

　　可见，种业打翻身仗，不仅是品种应用上的翻身，更多的是技术创新上的翻身。新品种选育要靠很多育种材料经过上千次的组合，历时多年才可能成功，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培育出一个品种。育种是个小概率事件，只有技术优化、基数大了，选育成功的机会才会大。当今世界种业强国已进入“常规育种+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育种4.0时代，我国大多是经验育种，处在以杂交育种为主的2.0时代。以基因编辑技术专利为例，美国申请1070件，我国申请700余件。表面上看，有数量差距但不是很大，可关键是，我国申请的相关专利大多是处在技术体系的中间层，缺乏顶层核心技术和底层落地技术。

　　突破“卡脖子”、打赢翻身仗，要做到“顶天立地”。“顶天”，就是掌握原始创新、走在科技前沿，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重大品种培育方面取得突破。“立地”，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送到农民手中，不断把试验田里的产量变成农民地里的产量。“顶天立地”的核心要义是鼓励科研人员为企业育种、到企业育种、同企业育种，让企业成为商业化育种的主体，成为种业创新的主体。袁隆平领衔的杂交稻的成功同样离不开与科技协作、产学合作。因此，要推动育种资源、人才在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合理流通、协同发力。科研人员就像一颗颗螺丝钉，选育什么样的品种，要由种子企业成立品种委员会，讲究团队作战和资源共享，综合市场需求、产业需要等因素来确定。

　　当有了一个个知名的育种家，当一批批有影响力的种企脱颖而出，中国种业才能迎来高光时刻。（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乔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