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陈立胜：“良知”与“种子”：王阳明思

儒学作为一种生命智慧，其平实、亲切的特点在言说方式上集中体现在“能近取譬”的风格上。大凡生活世界之中人们耳熟能详之物事，皆可以被取用于生命智慧的 运思之中。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在农耕文明之中，种子、植物、耕耘、栽培是每个人生存活动之中所涉及的最基本的物事。植物性隐喻在儒家仁说中 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实不足为奇。儒学植物性隐喻可以追溯至孔子，而在《孟子》中，人之道德性、趋向善的动力，被用枝芽生心上的隐喻描述。虽然尚没有成熟 植物的特征（干、枝、叶），但在植物的首株嫩芽中，植物生命作为“性”概念的原始模型，既指蕴含于禾苗之中的按既定道路发展的潜质，又包括成熟物种的品性特征。因此，如果植物（或人心）的首株嫩芽得到养育呵护，并得以生长成成熟的植物，“性”将日臻完善。[1]

宋明儒用谷种（“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程子）、杏仁、桃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谢上蔡）、茄子粒 （“看茄子内一粒是个生性”，朱子）、莲实（真德秀）来比拟仁之生理，来描摹仁体的呈现的自然与自发性，在理学话语圈中亦属尽人皆知之事实。对于此等自然 活泛的运思方式，梁漱溟公曾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其农耕文明的生存根基：

农民所对付的是生物——动植物；而工商业者所对付的死物质。生物是囫囵的、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死物质恰好相反，是呆板的、可以分割破碎的、任人摆弄 的……中国农夫因其对付的是囫囵的、不可分的生物，所以引发了他的活趣；这正是理性，而不是理智。宋儒程明道先生曾说此意：“观鸡雏可以知仁”，此即因其 有活趣，可以引发一种自然活泼之温情。[5]（pp314-315）

那么，为何要用喻？一般来说，隐喻的工作机制无非是用人们熟悉的存在领域的物事去描述、摹拟陌生的存在领域的物事，用简单明了的物事去说明、解释复杂晦涩 的物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事去把握、理解看不见、摸不着的物事。因此隐喻不只是一种产生修辞效果的审美式的表达方式，更是人们赖以把握抽象观念、理解 新事物的主要认知机制。隐喻为我们趋近目标域提供了方便、简捷的路径。不啻如此，从语用的角度来看，隐喻涉及到隐喻的建构者与理解者之间的关系，用喻者 （隐喻建构者）之所以要诉诸隐喻的表达方式，无非是为了拉近他/她与理解者之间的距离，或者说密切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产生彼此同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意识。[6](p232)归 根结底，隐喻即是将一物视为别的事物，声称“此”是“彼”，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思考或谈论“此”，所以我们只好用“彼”来谈论“此”。隐喻的思考方式意味 着在两种不同的东西、事件之间找到某种相似性，其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更容易让人理解，于是便用这为人熟知的一方来言说那不易理解或不易言说的一方。[7](p15)确 实，种子具有的那种生命力以及这种生命力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条件必然展现出“生机”，与心之“生理”在正常的情况下，必然发端为四情，一体之仁的发露是 出于其内在的生生不容已之力量，是何其相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更是德性的培养功夫绝佳摹状。儒家性本善之论说多借助于种子的隐喻，以种子具有“生”之 “性”而指陈“善”之先天性。我们不能因为某个种子没有发芽就断定这个种子根本就不能发芽，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一只夭折的雏鸟没有长出翅膀就断言它的天性就 不能飞翔一样。大凡讲灵性生命的思想家都喜欢用这个种子的隐喻，托尔斯泰说得好：

真正的生命在人身上一直都保存着，就像生命保存在种子里一样，时候一到，这生命就显露了……它的诞生同物质世界的任何一种事物的诞生一样，果实的诞生并不 是它想要诞生，它觉得最好是诞生，也不是因为它知道诞生出来是好的，而是因为它成熟了，它不可能再继续像从前一样存在。他需要献身于新的生命，与其说是由 于新生命的呼唤，不如说是过去那种生存方式的可能性已经消灭了。[8](p41)

在王阳明良知教论说中，隐喻的论说方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王阳明自己也说，“凡意所不能达，多假于譬如。以意逆志，是为得之。”[2](p996)而植物性隐喻（种子隐喻）一直发挥着“根喻”（root metaphor）的作用。检讨这种根喻使用机制，不仅裨益于贴切领会王阳明良知教之内涵，更有助于我们体味宋明儒生命智慧能近取譬的运思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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