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速成班”到社会学“种子”费孝通“经世致

改革开放，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到来。新的社会时代需要社会学的研究，也为社会学发展提供了机会。“八一年南开班”这个词，在国内、国际的社会学圈子里早已名声在外。

“中国要发展，人民要过好日子，需要有一大批人做研究、出主意。你这个学生坐在那儿，也不拿录音机，也不做什么，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难过。”2018年6月14日，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召开的“费孝通与乡村振兴——第五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李友梅在提出继承费孝通“用自己的知识去服务社会、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治学精神时，回忆起费孝通批评自己的这段往事。

那是1995年，李友梅从法国读博回来，正参加北大的一个高级研讨班。见到李友梅没有带做研究的必备工具录音笔，费孝通当时语气很重。更早之前，李友梅是1981年费孝通在南开大学开办的社会学专业班的旁听生。

1981年，费孝通来南开大学时，他觉得自己“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当时，这位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学术生涯经历磨难之后刚刚“重获新生”，他把此后“意外获得”的每一年视为“一块钱”。这些“钱”，他花得慎之又慎。即使这样，他依然“舍得”为培训班——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的学生“花掉”一些。他把这些学生视为“种子”。

非常时期的应急手段

197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杜任之率先提出恢复重建社会学的主张，这一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在更早的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和副院长邓力群关于逐渐建立一批新的研究所的谈话中提到∶“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事情就可以办了。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年纪已经大了，如不赶快立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了。”胡乔木计划增加的就包括社会学研究所。

对于社会学，胡乔木请的“菩萨”就是费孝通。1979年春节，当胡乔木亲自拜访费孝通，委托其带头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时，费孝通已近70岁。

“最好不要找到我头上来。”费孝通后来坦言，接到带头恢复与重建社会学任务时，他也很忐忑。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社会学重见天日的一天，费孝通心里热乎乎的，可接下来他就犹豫了。

不过最后，“历史感”让费孝通还是挑起了担子，“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还要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看到的是那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常存的社会”。

费孝通对恢复与重建社会学在组织结构上有一套“五脏”的说法，即建立学会、研究机构、培养人才的社会学系，设立图书资料中心、出版社会学的专门刊物和出版机构。

在费孝通看来，最重要的是培育人才。而当时正是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一代社会学学者，大多80岁左右，有很多人早已改行，还有很多人心存顾虑。

在这种情况下，费孝通和时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的苏驼等人采取的“非常手段”就是开设短期的专业培训班。“培养社会学人才时间紧任务急，从大一开始招要等4年才毕业，太慢了。”苏驼最后建议采用1958年南开大学筹办哲学系时的办法——专业培训班，把4年的学习内容在一年内学完。

费孝通

埋下“经世致用”的种子

“实不相瞒，我是被我的第三代挤成这样的。”老伴有病，费孝通把女儿一家调回来照顾她。人多了，空间就小了，费孝通只能伏在床边的小桌子上写稿。

在1979年3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社会学座谈会上，费孝通这样谈自家面临的“人口问题”。紧接着，费孝通说，“现实生活中，这类的问题实在不少，可以设想，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发展速度不容易取得均衡，人民内部矛盾必然会不断发生。如果我们对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能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寻求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对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较早地有所察觉、有所准备，也就可能减少或避免一些社会损失”。

这次座谈会是为恢复社会学学科做准备的。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它的社会问题，比如∶劳动、人口、文化、道德、民俗、民族、妇女、青年、儿童、老年、城市、农村、职业分工等，应该有它的社会学……各种问题还是需要我们去研究。”胡乔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发表的这番讲话，让不少现场的老先生为之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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